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8046.html <![CDATA[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IMG alt=毛泽东最离不开周恩来，二人也曾有不一致 src="http://img.qihoo.com/qhimg/bbs_img/0_0/1/436/788/f5e35f.jpg" onload="if(this.width>450){this.resize=true;this.width = 450;}"> <BR> <P>梁漱溟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毛泽东召集 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 </P> <P></P> <P>毛泽东与周恩来，这是个说不完的话题。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15 周年及周恩来诞辰110 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从历史和现实的多角度, 向我们谈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与异。 </P> <P></P> <P>毛泽东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 </P> <P></P> <P>访问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而周恩来更突出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有人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谋事是毛，成事是周”。对这种毛周之间密切配合所产生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您怎么看？ </P> <P></P> <P>金冲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等。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 </P> <P></P> <P>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毛起着主导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我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是事实。而对毛泽东，有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相得益彰。 </P> <P></P> <P>访问人：那么，具体而论，又怎样评价他们两人各自对中国革命、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呢？ </P> <P></P> <P>金冲及：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尼克松的话不无道理。我读过不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有一个感觉，就是毛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的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我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 </P> <P></P> <P>但这只是相对来说的，不能把话说死。毛泽东是不是光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就不过问？不是的。毛泽东对他认为在全局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些具体环节通常也抓得非常紧、非常细。他不是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吗？在他的前期尤其如此。 </P> <P></P> <P>反过来，周恩来也绝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也是一个战略家、一个有着重大决策能力的人。比如，周恩来1924年在法国时谈到“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说过：“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说明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道理。1930年4月他在德共《红旗报》上写道：“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些都是很早的事情。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作用，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以后，在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于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一直作出过很多贡献。我举个例子。 </P> <P></P> <P>在《周恩来传》起草过程中，有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后觉得对周恩来在军事上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包括三大战役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因为周恩来当时是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应当反映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后来我跟邓大姐讲到这一点时，邓大姐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再由他来贯彻。” </P> <P></P> <P>我们为难的是：写传的主要根据是目前留下的档案，其中最重要的具有战略性决策问题的文件大多确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周恩来起草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具体贯彻执行或配合性的文件。但这是不是就说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作决策？也不能那样说。档案能说明问题，但档案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 </P>&nbsp;&nbsp; <P>在当时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讲到过：当时一般来说，几乎每天所有的军事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看了以后，考虑好自己的意见，通常在地图上也标明了，然后去找毛泽东，两人一起对重大问题进行商量。做出决定之后，重要的文电由毛泽东亲自动手起草，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由周恩来处理。当时党的领导集体是五大书记，在军事方面很多重大决策的作出，毛泽东当然起着主要作用，接下来就是周恩来的参与了。周恩来曾说过：转战陕北时，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最小的司令部实际上就是两三个人。另外，在外交等方面，周恩来也发挥了不少重大的决策作用。这不用多说了。所以，说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一般说可以，但不能说死，只是相对而论的。 </P> <P></P> <P>访问人：“谋事是毛，成事是周”是一般概括性的比较形象的说法？ </P> <P></P> <P>金冲及： 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是有意识地让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　同志曾跟我谈　起过一件事——建国初，有一次他曾问周恩来　：“ 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　，你怎么也　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　去管它。我多管　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P> <P></P> <P>可见，周恩来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的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他内心确实钦佩毛泽东。也是尼克松　讲过这么一句话：周恩来总是小心翼　翼地　把聚光灯　的焦　点只对准　毛泽东一个人。 </P> <P></P> <P>访问人：梁漱溟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毛泽东召集　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　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梁漱溟的话，虽是一家之辞， 但起码说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之后缺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同样也说明，毛、周二人之间有着高度的默契。 </P> <P></P> <P>金冲及：是这样。毛泽东的思想博大深邃，有时候不能止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周恩来十分了解，能够准确把握。同时，对周恩来办事的细致周密，毛泽东也很放心。 </P> <P></P> <P>周恩来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在毛泽东晚年，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晚年的毛泽东，一方面越来越少参与党和国家的日常具体工作，另一方面他同实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胡乔木同志讲到过，有一次他劝主席多到工厂农村去看看。主席说，我怎么去啊？我一去，人都围了上来，是我看工厂，还是工厂看我？在毛泽东晚年这种同实际越来越隔膜的状况下，周恩来在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方面，对毛泽东所起的补充作用似乎比以往更多一些。 </P> <P></P> <P>毛泽东、周恩来的一致和不一致 </P> <P></P> <P>访问人：毛泽东、周恩来在党的历史上有一致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一致和不一致呢？ </P> <P></P> <P>金冲及：照我看，他们两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心悦诚服。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之间为什么能建立起这样亲密而默契的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以至分歧。但他们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尖锐的冲突，这和其他不少领导人显然不同。 </P> <P></P> <P>先讲民主革命时期。国外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矛盾。我认为不是这样。 </P> <P></P> <P>访问人：国外有人讲毛泽东、周恩来的矛盾是权力之争，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夺了毛泽东的权。 </P> <P></P> <P>金冲及：这话不能成立。因为成立苏区中央局是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后几天政治局决定的。书记一开始就是周恩来。他不只是负责中央苏区，而且负责指导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因为那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离不开周恩来，所以书记由先去苏区的项英代理。后来因为“ＡＢ团”问题，说项英“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改由毛泽东代理。1931年周恩来到了苏区，书记一职自然由他担任。这怎么能说夺权呢？比如，这个位子本来是你的，你没到的时候请别人先代坐着。你来了他自然让给你。这哪有什么夺位子的问题？ </P> <P>访问人：那么，宁都会议是否存在周恩来夺了毛泽东军权的问题呢？ </P> <P></P> <P>金冲及：这里讲的军权主要是指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问题。本来，中央军委成立后一方面军就不存在了，朱德任红军总司令，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是作为中央政府主席随中革军委活动的。后来一方面军恢复了，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朱、王联名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毛泽东是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总政委职务的。宁都会议上多数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周恩来坚持将毛留在前方。可以在两种方案中选择，或者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或者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协助。毛泽东个性很强，他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周恩来还是先代理总政委，以后才兼了这个职务。这不存在周恩来夺毛泽东权的问题。 </P> <P></P> <P>宁都会议前关于军事问题的那场争论，前方的周毛朱王四个人意见是一致的，都是和后方中央局的争论。后方说你们不进攻，是消极等待主义。前方认为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急于求战，主张先在那里发动群众，诱敌深入， 集中兵力， 等待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前后方之间来来回回的电报多啦，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 </P> <P></P> <P>访问人：宁都会议究竟讨论了些什么，有会议记录吗？ </P> <P></P> <P>金冲及：现在就苦在没有会议记录，具体讲些什么，无从查找。不过看一看后方给中央的电报，也可以知道他们对周并不满意，说他是调和，说他批评项英甚至超过了批评毛泽东。毛泽东的脾气是，既然他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 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 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的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这一点也可能是周恩来不如毛泽东的地方。 </P> <P></P> <P>访问人：中央苏区以后，特别是抗战初期以后，他们之间就很少分歧，配合得很默契，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但建国后，遇到一些过去没有经历的新问题，毛周之间又产生了一些分歧。 </P> <P></P> <P>金冲及：大一点的问题可能是两次，一次是1956年前后的反“冒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在反冒进问题上，详细的就不多说了，比如周为什么提出反冒进等等。我这里只讲一点，南宁会议批周批得很凶啊！毛主席讲，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总理检讨了一次又一次。 </P> <P></P> <P>访问人： 总理的检讨，是违心的，还是不违心的？ </P> <P></P> <P>金冲及：我认为，他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违心的，他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据说他找主席汇报时两人争得很厉害。主席提出要追加20个亿预算，周坚决不同意。据当时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他写检讨，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内心一定很复杂。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在总理的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我看这个话还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 </P> <P></P> <P>访问人：他可能是在试图想通，或者努力去想通。 </P> <P></P> <P>金冲及：问题恐怕就在这里。在周看来，主席高瞻远瞩啊！他可能会想，以往多少次历史经验证明，主席比他看得高，看得远。那么这一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的检讨也不完全是违心的。 </P> <P></P> <P>访问人：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人们议论较多，有的说他是忍辱负重，有的说他是不倒翁，是愚忠，更有甚者，个别人说他是软骨头。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P> <P></P> <P>金冲及：“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一些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没有告诉他，这也是事实，当时他正在忙着华北抗旱。批海瑞罢官，他事先也不知道。后来成立工作组后不久，他又出国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初他对“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拥护的， 实行反修防修，发动群众来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这些在当时他不会反对。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还有，他当时讲得很多的就是抓生产，生怕在这上面出事。其实，许多人在“文革”中被冲击，被专政，最初也还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后来才慢慢觉得有问题了，大家都有个认识过程，我想这也包括周恩来在内。 </P> <P>访问人：现在在人们心里有个结，毛泽东很信任周恩来，也只有周恩来才能和毛泽东说上话。周明明知道毛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又为什么不向毛提意见呢？ </P> <P></P> <P>金冲及：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周恩来的问题。举个例子，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这段话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 </P> <P></P> <P>一般说来，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找毛泽东单独交换意见。现在苦就苦在这里了，他单独见毛泽东的次数很多，这在他的台历上有记载。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周恩来通常也不会把他有什么不同意见随便对别人说的。 </P> <P></P> <P>我只知道一件事，是王力讲给我听的，他说，周总理给毛主席讲过，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通，路线错误只有“左”或“右”，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为什么讲出来呢？因为周总理找王力了解《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 </P> <P></P> <P>可见周恩来单独找毛泽东， 他会提出个人看法的。这是偶尔露出的一点点。其他的事，照我看，他如果给主席讲了意见，主席接受了，他下来贯彻时，只会讲主席说了什么，决不会说这个意见是我提的。反过来讲，他提了意见， 主席没有接受，他下来还得贯彻毛主席的意见，决不会说，我是不赞成的，我已经提过了，主席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了多少不同意见。反过来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就没有向毛泽东提过不同意见。谁也没有根据，因为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历史上总有些后人再也无法弄清的事情。 </P> <P></P> <P>关于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的问题，有一次我到某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就遇到过，是一个研究生递条子向我提问。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说，现在有些年轻同志恐怕是不大理解、也不大懂得一个对国家、民族负有那么大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时，是怎样权衡利弊，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当时的环境多么复杂，存在着许许多多制约因素，对负有这样大责任的周恩来来说，并不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P> <P></P> <P>在“ 文化大革命” 中，可以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赞成那样做，结果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另一种就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实际上所做的，要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而在工作中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如果采取第一种选择，决裂和被打倒，在当时于事无补。而且我们国家当时处在那样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中。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只是到处鼓动冲杀破坏。 </P> <P></P> <P>国家经济生活的维持、外交的联系、一些极端混乱状况的排除，甚至哪里没有煤了要用煤、哪里交通断了要疏通，全得他在那里硬顶着。他身边的得力助手几乎都被打倒或靠边了。如果他下来，国家这些事怎么办？ </P> <P></P> <P>对“文革”中许多事（包括保护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制止过分的混乱状态等），当时也只有他说话多少还能起点作用。对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一切地任意采取行动？如果从个人来讲，他这样坚持图的是什么？他没有野心当主席吧，这谁都承认。他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子女。到晚年的政治处境并不是那么好过。1972年以后又病得那么严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坚持十几小时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P> <P>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在前面两种选择中作出后一种选择，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同志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 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 目标。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包括4月5日那样的事。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上讲是高度韧性的意志的表现。 </P> <P></P> <P>现在看，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包括着总理在不为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所以在这个选择之外，找任何一个选择，都不会比这个好。既要明确地表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又能维持团结，这说起来固然痛快，事实上却根本不可能。 </P> <P></P> <P>访问人：其实还有另一面，面对林彪和江青，在那么复杂的关系里，也就是周恩来能处理这些矛盾，维持这个大局面。 </P> <P></P> <P>金冲及：我对那个递条子的研究生讲，陈老总是硬骨头吧，假如周恩来是软骨头，那么陈毅为什么还对周恩来那么尊重。就是因为陈毅能理解他，清楚地知道他起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一个伟大的肩负着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家，他所考虑的问题，是不能用那种小市民市侩心理去猜测的。一看他没有倒，就想他是在保自己的什么，是在怕什么等等。所以就有“软骨头”之类的说法了。 </P> <P></P> <P>还是那句话，一个人不怕别人批评他，就怕别人误解他。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当然可以说周恩来哪一点做对了， 哪一点做错了。他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做得正确的。这些，后人自然都可以评论，但首先总得如实地理解他，决不能轻率地不符合实际地凭着自己的猜测去议论。</P></DIV>]]> 星期三, 04 六月 2008 04:18:39 GMT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8046.html 2008-06-04T04:18:39Z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4871.html <![CDATA[ <DIV> <P><FONT face=Verdana><STRONG>“神犬”藏獒的演进史 </STRONG></P> <P><STRONG>传说1　天降神犬、拯救人民</STRONG> </P> <P><STRONG>[现实：因数量稀少、只为“头人”饲养而受到重视]</STRONG> </P> <P>在西藏，流传最广的藏獒传说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年山洪暴发，冬天大地上冰雪覆盖，瘟疫横行，人民百般疾苦之中，神骑着一头藏獒从天而降。不久冰雪融化，大地复苏，人民得到拯救。 </P> <P>藏民至少在2000年前已经将藏獒视为一种神奇、美好的动物了。公元前160年左右，传说中的吐蕃第八代赞普直贡赞普被侍卫官罗昂刺死。 </P> <P>罗昂随后篡夺赞普王位。直贡赞普的妻兄天奔波师为了复仇，用十头牦牛换回了一只漂亮而凶悍的藏獒，在其身上涂了剧毒药，让其跑到罗昂面前。罗昂情不自禁抚摸这只藏獒，结果中毒身亡。 </P> <P>从传说里可以看出藏民对藏獒的重视程度。在西藏地区还保留农奴制的时代，数量不多，价格昂贵的藏獒是一种奢侈品。中国藏獒俱乐部副主席唐秀华从老藏民和狗贩子的交谈中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神坐着藏獒从天而降的传说，并不只是因为藏獒形象文雅漂亮才享有坐骑特权的，而是因为藏獒原来在藏区是被禁止买卖的，因而寻常不容易见到。“在农奴社会，农奴是没有权力养藏獒的，尤其是棕红色的藏獒，所以当时养的藏獒都是僧人、土司‘头人’即农奴主才能养的”。慢慢地，无论在传说还是现实中，藏獒成了一种可以救世的神犬。 </P> <P>现在，藏獒已经成了藏民的爱宠。“藏民把藏獒视作家里的一口人。”著名的藏獒养殖者，号称“中国藏獒第一人”的王占奎为了找寻优秀的藏獒，曾经多次出入藏区。他说，在藏民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牧羊用獒死后不准剥皮食肉，只能埋掉。因为“藏民的财产，白天藏民来看管，夜间就由藏獒来看护，‘人狗各半’。”有一次，王占奎在一户藏民家看中了一条獒，于是问主人卖不卖。主人的回答是“卖孩子你要不要”，意思是对自己来说，这条藏獒和孩子一样重要。“藏民有三大宝，‘藏獒、好马加快刀’，藏獒就是三大宝之一。” </P> <P align=center><STRONG><IMG src="http://img.phoenixtv.com/res/200702/0226_64937.jpg" border=0></STRONG></P> <P><STRONG>传说2　狮、熊后代，独立物种 </STRONG></P> <P><STRONG>[现实：犬科动物经人驯化而成]</STRONG> </P> <P>“有人说藏獒是狮子变种过来的。”王占奎说自己曾在藏民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喜玛拉雅山区以前有一种狮子，比现在的狮子小一些。藏獒之所以凶猛就是因为它是跟这种狮子交配出来的，但也有人说藏獒是跟狗熊交配来的。”但这种说法，就是他自己也不信。事实上，藏獒属于食肉目犬总科，狮子属于食肉目猫总科，狗熊则属于熊科，这几种动物并不能杂交。 </P> <P>中国藏獒俱乐部副主席唐秀华则认为藏獒是一种独立的物种，不是狼或其他动物演变过来的。他肯定地说，“藏獒已经有800万年的历史。”他所说的“800万年”，其依据来自甘肃和政县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发现的一种大型犬类动物化石。在自己的《中华神犬——西藏獒》一书中，唐秀华提到，依据这种“巨鬣兽”化石可知，在800万到1300万年前藏獒就已经存在，不可能来源于200万年前才进化完成的狼。“从远古的藏獒头骨与现在的纯种藏獒的头骨相比较来看，它们祖辈及后代的骨骼非常相似，而狼的头骨形状，，不论从大小、从牙齿、从头颅全面地去看，都与藏獒是无法相比的。”唐还表示，在体形上，现代藏獒的头骨和体形则都小多了，而这种改变很自然，“环境的改变造成了物种的变化，即使猿人和现代人也很不一样。”甘肃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崔泰保致力藏獒研究数十年，被认为是目前国内寥寥无几的藏獒科学研究者中的权威。他表示，家犬一般都是由犬总科的一些动物，比如狼、豺驯化而成。世界上大多数家犬是豺种的，而藏獒从狼演变过来的说法，在科学界已经是定论。 </P> <P>针对唐秀华提到的化石证据，崔泰保表示，那种800万年的化石确实可能是一种犬科动物的化石。不过，“从地质年代来看，800万年前属于前新生代，当时犬科动物还没具体的分化，根本无法从化石上区分这是狗还是狼。”他同时指出，800万年前，人类尚未出现。作为一个人工选择的品种，家犬不可能出现在人类出现之前。他进而表示，人类对獒进行选择肯定是在科学技术有了相当大的水平发展之后才出现的。“社会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才能对狼进行驯化，即使那个时候都还远不是獒。”在原始部落中，圈养了不少野兽，同属犬科动物的野犬、狼、豺混杂在一起，互相交配，产生了有生殖能力的犬种或类群。 </P> <P>崔泰保指出，藏獒源于距今8000至10000年前活动的青藏高原的野犬和狼。而驯化地应该就在甘肃、四川、青海几地交合的河曲草原一代。 </P> <P>当地“200多平米的大湾，水草丰美，3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藏獒”。随着藏獒的活动区域扩大，藏獒逐渐扩大到青藏高原等其他地方。 </P> <P><STRONG>传说3　成吉思汗“猛犬军团” </STRONG></P> <P><STRONG>[现实：5万“藏獒战士”有所夸张]</STRONG> </P> <P>关于藏獒最神奇的传说就是成吉思汗当年率三万藏獒远征西欧一说了。这点作家杨志军在《藏獒》一书中有详细而文学性的记载：最早组建猛犬军团南征北战的是生活在藏区北部的党项人。成吉思汗统率军队席卷世界时，党项部落受其征调，作为北路先锋军直逼欧洲。这支部队中的“猛犬军团”，“拥有五万多名战士，都是青一色的藏獒，它们以敌方的尸体作为吃喝，铺天盖地，一路横扫，建立了让成吉思汗惊叹不已也羡慕不已的‘武功首’。大汗曾经慨叹：“经百战，雄当万夫，巨獒之助我，乃天之战神助我也。‘”杨志军随后写道：“猛犬军团打到欧洲之后，一部分随着党项人回到了党项大雪山，一部分被蒙古人接管，留守在了欧洲，一直没有返回老家。 </P> <P>那些奋武扬威的纯种的属于喜马拉雅獒种的党项藏獒，在故土之外杂交繁育出了著名的马士提夫犬、罗特威尔犬、德国大丹犬、法国圣伯纳犬、加拿大纽芬兰犬、英国獒犬等，它们后来都成了世界顶级的大型工作犬。也就是说，党项大雪山的山麓原野是生长原始藏獒的地方。党项人虽然流走了，但具有原始野性的党项藏獒却依然存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王子清、孙丽华在一篇论文中曾经提及成吉思汗西征军队饲养藏獒的情况：“成吉思汗远征亚述人、波斯人和欧洲时，曾征集大批西藏神獒服役军中，公元1241年远征军班师回朝，小部军队驻留欧洲，携带犬、马等也随军羁留疆场或流落异乡，使我国藏獒与当地犬种杂交。”并认定国外许多大型名犬，如马士提夫犬，大白熊犬，纽芬兰犬可能因此获得了藏獒的血统。 </P> <P>对此，唐秀华表示，成吉思汗当年不可能携带这么大数量的獒群远征西欧，最多几十只。 </P> <P>战争只是藏獒走向世界的一个途径。唐秀华表示，西南一线流失的藏獒也很多。“在喜马拉雅山一代，从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出去的很多。 </P> <P>中国西南的獒质不太好，外貌上也有点不同，不过毕竟是藏獒的一种。很多獒通过西藏进入了欧洲。”此外，传教士等西方人前来做文化交流的同时带走了獒也是很大一个途径。 </P> <P>到了近代，藏獒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更多了。崔泰保通过文献考证，发现1847年的时候，印度总督就送了一只“来自西藏的大狗”给维多利亚女王，同年又有两只被带入英国。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一些西藏型藏獒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到英国，这些藏獒始终被世界最有权威的犬业组织———英国犬业协会视为珍品，同是这个协会，在1959年对西藏型藏獒第一次进行命名，称这种“来自西藏的大狗”为“西藏獒犬”（Tibetan　Mastiff）。 </P> <P>1992年，冬夜，海拔4000米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阿万仓乡。藏獒“金豹”守在主人的帐篷旁。忽然，它发现羊栏中闯进了五只恶狼。金豹向狼群猛扑上去，一口咬住了一只公狼的咽喉，把它狠狠地摔在石上，狼当即毙命。 </P> <P>几头狼一齐扑了上来，一只母狼趁机猛咬金豹的肚子，撕破了它的皮肉。但金豹并没有胆怯，它转过身撞翻了母狼，一口咬断了它的脖子。当主人匆忙来到羊栏的时候，金豹已遍体鳞伤，伤口仍在流血，四周则是五只狼的尸体。 </P> <P>这是传遍青藏高原的一犬战五狼的传奇。藏獒身上有着太多的神话和传奇。这个体壮如狮的动物注定要承载藏民和养獒人的美好憧憬。 </P> <P><STRONG>藏獒与战争</STRONG> </P> <P>直到20世纪中叶，藏獒还被投入战争使用中。 </P> <P>唐秀华介绍说：20世纪初，青海军阀马步芳在玉树建了一个私家机场。为了看守护卫机场，他收集了一大帮“大嘴、厚嘴、个头大”的藏獒作为看护犬。因为这些藏獒是用来看守飞机的，因此被当地人称作“飞机狗”。 </P> <P>这批藏獒品质比较优秀，再加上玉树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当地的犬种较少与外界犬只杂交，因此保留了较好的藏獒血统。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被藏獒爱好者们视为寻访优质纯种藏獒的重要地点的缘故。 </P> <P><STRONG>文献中的藏獒</STRONG> </P> <P>西周初年，藏獒被引进中原。 </P> <P>在《尚书》中记载了一个名为“西旅”的少数民族部落向周武王贡献藏獒的事件。 </P> <P>周之太保因此写下了《旅獒》一文。在《逸周书》中提到一个少数民族部落的犬“能飞食虎豹”。《尔雅》则给出了獒的标准定义：犬，“四尺为獒”。 </P> <P>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也提到周穆王开始圈养贡献来的“四尺”之獒。《左传》中还记录了一次与獒有关的刺杀。 </P> <P>晋灵公唆使獒欲杀良将赵盾，赵答道：“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而《三国志》中甚至说，在当时一条好的藏獒可以达到“直钱一万”的高价。 </P> <P>清乾隆时，陪同班禅大师东进的清政府驻藏都统傅清将一只藏獒带到北京，立即引起朝野轰动。朝野上下都为该藏獒神犬的英姿、气势而赞叹。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受旨意，根据乾隆十条爱犬的形态绘制《十犬图》。其中最后一幅《苍猊》表现的就是这条藏獒。<BR></FONT></P> <STYLE type=text/css> .pages {font: 12px '宋体','Times New Roman'} .pages a {color:#000;text-decoration: underline;padding:0 4px;} .pages a:hover {color:#006699;text-decoration:none;} </STYLE> <STYLE type=text/css> .pages {font: 12px '宋体','Times New Roman'} .pages a {color:#000;text-decoration: underline;padding:0 4px;} .pages a:hover {color:#006699;text-decoration:none;} </STYLE> </FONT><BR></DIV>]]> 星期二, 03 六月 2008 14:15:20 GMT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4871.html 2008-06-03T14:15:20Z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4861.html <![CDATA[ <DIV>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95%" border=0> <TBODY> <TR> <TD class=f14 style="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50%" align=left><FONT lang=ZH-CN face=宋体> <DIV id=ozoom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ZOOM: 100%"> <P style="TEXT-INDENT: 2em">隋文帝杨坚</P> <P style="TEXT-INDENT: 2em">一、生平：</P> <P style="TEXT-INDENT: 2em">杨坚，弘农华阴（今陜西华阴）人。隋朝开国皇帝。</P> <P style="TEXT-INDENT: 2em">杨坚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封为隋国公。杨忠死后，杨坚袭父爵，女儿为周宣帝的皇后。由此可见，杨坚不仅是关陇集团上层犟有力的军事统帅，还是皇亲国戚，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周宣帝死后，年仅八岁的周静帝宇文阐即位，杨坚便以「入宫辅政」为由，总揽军政大权，号称「假黄钺左大丞相」，都督内外军事。公元五年二月，杨坚逼宇文阐让出帝位，登基称帝，建立了隋朝。隋文帝精心治理，隋朝迅速犟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犟锐，威动殊俗的犟盛国家。后人一般将隋文帝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P> <P style="TEXT-INDENT: 2em">二、内政：</P> <P style="TEXT-INDENT: 2em">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一登上金銮宝座，就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P> <P style="TEXT-INDENT: 2em">（一）确立三省六部制：</P> <P style="TEXT-INDENT: 2em">中央设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为长官，行使宰相职能，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内史省和门下省是机要之司，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内史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６部。每部设尚书为长官。尚书令下有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度支、都官、工部三部事。尚书令与左、右仆射及六部尚书合称「八座」。开皇三年（５８３），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除三省外，又设秘书和内侍二省，负责图书修撰及宫内供奉等事。另设御、都水二台，负责监察和水利。记这样不仅加犟了中央集权，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P> <P style="TEXT-INDENT: 2em">(二）简化地方官制：</P> <P style="TEXT-INDENT: 2em">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於郡县设置过漤，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P> <P style="TEXT-INDENT: 2em">（三）修订「开皇律」：</P> <P style="TEXT-INDENT: 2em">修订「开皇律」。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同时，又减轻了许多法律的内容，如「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对犯人处置採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文帝对法律的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了使隋朝早日繁荣富庶，隋文帝大力发展社会经济。</P> <P style="TEXT-INDENT: 2em">（四）领均田令：</P> <P style="TEXT-INDENT: 2em">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受露田（种植五榖）８０亩，永业田２０亩，妇女受露田４０亩。奴婢５口给１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对一般农民，採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於豪犟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从而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P> <P style="TEXT-INDENT: 2em">（五）设置粮仓：</P> <P style="TEXT-INDENT: 2em">文帝时所设的仓，可分两种，即官仓和义仓。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公人员。设置官仓的目的，即是在增加关东漕运的效率；也就是把原来关东各州对京师个别直接的输粮办法，改为集中和分段运输的办法。并在黄河沿岸设置米仓，先把关东各州的食粮集中在这些仓里，然后利用黄河及广通渠运到京师。因此时间及人力物力，都节省不少。据唐人的估计，文帝末年诸仓所存的食粮，已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义仓又称社仓，设置於乡间，其储粮由人民捐纳，以备飢荒时赈济灾民。百姓军人，捐出的粮食，存入当地的社仓里由「社司」专管赈目和储存等事宜。如遇某地收成不好发生飢馑之时，便以某地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飢民。并规定民户捐粮於社仓的标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义仓之设，对人民的生活来说，自是一项有力的保障。</P> <P style="TEXT-INDENT: 2em">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撕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siwang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因为汉人已没有力气在做战了，强壮的青年大概大多战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没有能力阻止异族的入侵。眼看着中原沃土被外人占据。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种种族有一百多万人。羯族、鲜卑族是白肤色人种。而这些只是有记载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蛮族大批的进入中原，人数已经多于中原人。就是说入侵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原瓜分了。打个比方这要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严重得多。因为入侵的异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P> <P style="TEXT-INDENT: 2em">公元306年，巴氐族人李雄称帝，定都四川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P> <P style="TEXT-INDENT: 2em">公元315年，拓跋族人猗卢称王，建国号代，占有蒙古地区。</P> <P style="TEXT-INDENT: 2em">公元319年，汉臣刘曜称帝，定都陕西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前赵臣羯族人石勒称王。</P> <P style="TEXT-INDENT: 2em">公元337年，东晋臣鲜卑人慕容晃建燕，史称前燕。</P> <P style="TEXT-INDENT: 2em">公元351年，后赵臣氐族人符健称王，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前秦。</P> <P style="TEXT-INDENT: 2em">公元384年，前秦臣鲜卑人慕容泓称王，建国号燕，史称西燕，占有陕西地区。前秦臣鲜卑人慕容垂称王，建国号燕，史称后燕，占有河北地区。</P> <P style="TEXT-INDENT: 2em">公元386年，前秦臣羌族人姚苌称帝，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前秦臣拓跋圭称王，建国号魏，史称北魏。</P> <P style="TEXT-INDENT: 2em">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称大单于，建国号大夏……</P> <P style="TEXT-INDENT: 2em">五胡、十六国乱我中国。这时的中原人已不是汉时的中原人，汉朝的原有人口早已不足的一半。 中国开始蛮夷化，比起汉朝完全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倒退。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文化、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多少百年的文明古城成为灰烬。多少文化宗卷遭焚毁。战国、秦汉时期的艺术基本是看不到了。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统治中国，中原大地上到处兴建大大小小的庙宇，供奉着外来的神。外来的佛教已远远的压过汉人推崇的儒教。异族的音乐、舞蹈、佛教的雕塑、绘画完全统治了中国。</P> <P style="TEXT-INDENT: 2em">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名字，一个伟大的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公元581年（大定元年）废胡人建立的周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他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隋朝的李德林《天命论》中说隋文帝，“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 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P> <P style="TEXT-INDENT: 2em">隋炀帝杨广曾这样歌颂过父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曾孙子越王杨侗这样赞美他，“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P> <P style="TEXT-INDENT: 2em">宋朝的陈普在《历代传授歌》中歌颂道：“北齐后周犹一隅，隋文混一朔南暨。”大儒王夫之赞评道：“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读通鉴论》：“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自隋文帝开始穿黄袍以后，从此中国后代皇帝都穿黄色的衣服了。</P> <P style="TEXT-INDENT: 2em">北齐和北周时期上层贵族都极端排斥汉人，热衷于鲜卑化与西胡化。杨坚先辈武川镇司马杨元寿因辅助鲜卑有功被赐胡姓普六茹，杨坚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停止了公元500年以来历时80年的军界鲜卑化和公元535年以来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趋势，力行的汉化。 杨坚对反叛旧臣、豪犟大吏（鲜卑贵族），诛夷罪退，毫不手软。他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包括对自己夺取帝位有功的人，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P> <P style="TEXT-INDENT: 2em">隋文帝对平民百姓实行宽仁的政策。杨坚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杨坚内修制度，外抚四夷，崇尚节俭，勤理政务。“求劳日昃，经营四方”，“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乘兹机运，逐迁周鼎”，“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公元587年（开皇七年）隋灭后梁, 公元589年（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文帝结束了中国上百年来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P> <P style="TEXT-INDENT: 2em">隋文帝采用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主要运用和亲拉拢分化突厥，使突厥耗于内战，从而各个击破。公元599年（开皇十八年）突厥内讧，突利可汗奔隋，以突利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居之。公元602年（仁寿二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杨坚开创的“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大隋王朝，致使“金陵失险” 、“单于款塞”。隋的统一标志着胡汉文化嫁接的完成。</P> <P style="TEXT-INDENT: 2em">杨坚拯救了汉文化，因为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又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着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多少优秀的学者、多少伟大的着作、多少中国的文明、辉煌都消失在历史的尘霭里，但只要是诸子百家的书还在，只要是儒家经典还能留存，中华文明就不会死。</P> <P style="TEXT-INDENT: 2em">隋文帝杨坚登基后下过这样一道诏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P> <P style="TEXT-INDENT: 2em">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隋书》这样说道：“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由此可见他对汉文明的复兴起到的巨大的作用……</P></DIV></FONT></TD></TR> <TR> <TD>&nbsp;</TD></TR></TBODY></TABLE></DIV>]]> 星期二, 03 六月 2008 14:12:32 GMT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4861.html 2008-06-03T14:12:32Z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4853.html <![CDATA[ <DIV> <DIV>一直以来，关于明、清问题的纠纷始终存在，尤其是两个朝代的军事力量的对比。本人坚决反对全面否认清朝。但，必须认清，明朝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最强大的时期，对中国乃至世界军事作出了很多光烁古今的伟大贡献，这些贡献是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方面永恒的骄傲！！下面我尽我所知道的来简要叙述一下中国明朝时期取得的人类军事史的第一，如有不足，请网友点评。<BR><BR>一、海军<BR><BR>明朝是中国迄今为止海军最强大的时期。这支帝国舰队，北灭倭寇，动征台湾荷兰。南灭葡萄牙威震南海。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正是这支伟大的海军，创造了人类海洋历史上伟大的数个第一：<BR><BR>1、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水雷炸沉水面舰艇。1549年我国明朝嘉靖年间制造的“水底雷”。该雷用木箱做雷壳，油灰粘缝，下面的绳索连接铁锚，控制深度，人工操纵击发，比欧美制造和使用水雷早了200多年。第一颗定时爆炸水雷是1590年我国明朝万历年间制造的“水底龙王炮”。该雷用牛脬做雷壳，内装黑火药，用香点火作引信，香的长短控制时间长短，用来定时引爆水雷。第一颗触线水雷是我国王鸣鹤1599年制成的“水底鸣雷”。水雷上装有数根打有绳套的绳索，绳索与引信相连接，漂浮在水面，船只挂上绳索即拉动引信，引起爆炸。最重要的是第一颗触发水雷。是1637年明朝末年制造的“混江龙”水雷。该雷是通过与舰船直接接触触发发火装置进行引爆的水雷。抗倭时期，明海军使用“水底雷”一举炸沉日本一艘大型战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水雷。第一次用水雷炸沉水面舰艇。比西方日俄战争使用水雷早200多年。<BR><BR>2、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战舰发射大型火箭武器攻击水面舰艇。明朝在16世界发明了火龙出水是一种用于水战的两级火箭。“火龙”有龙身、龙头、龙尾，龙身为约1．6米长的薄竹筒制成，前边装一个木制龙头，后边装一个木制龙尾。体内装有神机火箭数枚，引线全部扭结一起，从龙头下的孔中引出。龙身下前后共装4个火箭筒。前后两组火箭引线各将其引线扭结在一起。前面火箭药筒底部和龙头引出的纽结线相连。发射时，先点燃龙身下部的4个火药筒，推进火龙向前飞行。火药筒烧完后，龙身内的神机火箭点燃飞出，射向敌人。这种火箭已经应用了火箭并联（4个火药筒）、串联（两级火箭接力）原理。它用于水战时可在水面上飞行数公里远。当飞向敌舰是从龙嘴发射火箭直接攻击对方舰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中从战舰上发射攻击地敌舰的大型远程火箭武器。是现代所有翻建导弹的鼻祖。而中国明朝海军则是人类海军史上第一支装备、使用大型反舰火箭武器并第一个想敌舰发射大型反舰火箭武器并取得战果的海军！<BR><BR>二、陆军<BR><BR>1、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地雷。中国明朝陆军在抗倭时期，大量使用地雷。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地雷。当时的主要雷种是由人工远程点火的印发类。但在&nbsp;后期，明朝工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可铁壳、由钢轮压火击发引爆的触发铁壳地雷。并在浙江用折中地雷重创倭寇。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非人工引发的触发铁壳地雷。比西方早200多年。<BR><BR>2、人类第一支乘骑炮兵。在抗倭战争中，明朝陆军使用了一种“虎蹲炮”。它像一只蹲卧的老虎，有着粗壮的炮身，首尾2尺长，周身加了7道铁箍，炮头由两只铁爪架起，另有铁绊，全重36斤、看起来虎虎势势，煞是威风、发射之前，须用大铁钉将炮身固定于地面，每次发射可装填5钱重的小铅子或小石子100枚，上面用一个重30两的大铅弹或大石弹压顶，发射时大小子弹齐飞出去，轰声如雷，杀伤力及辐射范围都很大，特别适用于野战。同时该炮重量轻。体积小。非常适合直接由骑兵用战马直接驮带。于是，由此产生了明朝陆军的骑炮兵。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乘骑炮兵。比西方早200多年。<BR><BR>今天，我们回顾明代的这些伟大成就，将进一步激发国人尤其是中国军工科技人员的斗志，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道路上再立新功！！<BR><FONT color=#73a2a0> <!-- 请您使用广告标签 --> document.write(body1_614426); <!-- 请您使用广告标签 --> </FONT><BR><BR></DIV></DIV>]]> 星期二, 03 六月 2008 14:10:14 GMT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4853.html 2008-06-03T14:10:14Z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4849.html <![CDATA[ <DIV> <DIV>此次会战，歼灭日军160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缴获日军军马2800余匹，辎重物资无数，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蒋介石对担任攻击主力的74军甚为满意，特以军委会名义授予74军“飞虎旗”一面，此为国民革命军中最高奖励。<BR><BR>　　王耀武成为74军的第二任军长<BR><BR>　　中方在南昌攻守战中虽然失地丧师，但74军在高安却一支独秀，尽显锋芒，其战绩得到了第九战区的表扬，获得了军委会的嘉奖，蒋介石对其表侄俞济时自然就更加看好了。2个月后，也就是1939年7月，俞济时被调到蒋介石的身边，任侍从室主任。<BR><BR>　　3天之后，军委会的一纸委任书下来，王耀武走马上任，成为74军的第二任军长。这时，74军的编制也作了调整：57师正式归属74军，师长由施忠诚担任；李天霞擢升51师师长；自视甚高，与李天霞积不相能的张灵甫调任58师任副师长，协助师长廖龄奇。74军开始成为按照美式编制建军的队伍，全军总兵力31000余人。<BR><BR>　　这期间，74军的面貌在王耀武的手上又有了很大的改观。王耀武带兵以“严”著称，“严”到近乎“残酷”的程度。士兵衣着不整，罚站；鞋带，皮带扣系不紧，罚站。他对军官则以“打”为主。某日集合时，他正在讲话，某营长却不时偷看旁边树上的两只嘻闹鸟儿。王耀武发现后，当即扯出该营长，狠踢了三脚。每次提拨某人时，他必找借口先打骂而后宣布任命。尽管这种作法不乏封建军阀的味道，但王耀武认为它简单、管用，能培养官兵的服从意识。当然，他也不完全使用“打”、“罚”之法，他曾把自己的3个月薪饷拿出来供给伤兵改善生活，士兵非常感动，因而74军的上下都能为他出死力，打硬仗。<BR><BR>　　转眼到了1940年，这一年，根据美国“援华法案”的协议，蒋介石开始利用美方的贷款来购买美式装备，武装其中央军的精锐，第1、第2、第5、第74军作为首选的4个军，首先实现了从头到脚的更换。其装备不仅在国军中没有部队能达到，在日军中也少有，王耀武攥紧拳头对下属说，“我们要打几场漂亮仗为校长争光，为这身橄榄色添彩。”当时大部分中央军的服装还是灰色，74军的墨绿色就显得十分特别，它成为一种荣誉的象征。<BR><BR>　　“这些美国货真的带劲！”李天霞旗开得胜，高兴得眉飞色舞。<BR><BR>　　现在轮到日军人抓头搔腮的时候了。由于华北共产党游击活动的开展，该地区日军力量明显不敷，日本在华派遣军总部遂决定从华中派遣军中抽调第33师团去支援华北的“扫荡”。<BR><BR>　　第33师团原驻赣北一带，一旦调走该师团，南昌地区将只有一个第34师团担负这一沉重的防守任务了，第34师团长大贺茂满腹惶恐，他向第11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建议，乘33师团尚未北调之际，发动对南昌周围罗卓英等部的进攻，以减轻他将来守城的压力。<BR><BR>　　罗卓英的19集团军有近10万人，圆部与罗的几次交锋都吃亏不小，如今19集团军中的74军又得到美式武装，这更让圆部心里无底，况且他已接到调令，即将离任，所以他并不分愿意发动这场行动，但大贺茂却是一百二十个坚决请求，这时候，中国派遣军从上海调来池田直三少将率领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到达南昌，以弥补第33师团走后这一地区兵力空虚的窘境，这样，南昌地区约有2个半师团的力量，圆部勉强认为可以一战，遂批准了大贺茂的行动方案。<BR><BR>　　1941年3月14日，南昌日军兵分三路对19集团军发起了“鄱阳湖扫荡战”。北路第33师团15000人自安义武宁直扑奉新一带中国守军；南路池田旅团8000余人从义渡街出发发欲渡锦江而从后背打击上高等地中国军队；中路第34师团20000余人则兵发西山、大城，图谋向西一举攻下高安、上高的中方营垒，确保赣西的“治安”。<BR><BR>　　其实，早在日军行动之前，罗卓英接受上次南昌攻守战的教训，对日军可能采取的突袭计划已有所预备。他将驻高安的74军置于中路，将李觉的70军和刘多荃的49军置于74军的左、右两翼，突出在前，以便在退却中诱敌，运动中歼敌。罗卓英的设想是：待敌被诱至万载、上高、分宜以东，赣江以西时，集各部之力合歼之。<BR><BR>　　战役之初是按照中国人的设想而展开的，但随着池田旅团占领曲江之后，驻守上高、高安的74军遂直接处在日军的攻击之下，王耀武吃惊不小，即令李天霞率部予以坚决堵击。<BR><BR>　　时51师刚刚换上美式装备，李天霞的山炮营、马克沁姆重机枪连正想到战场上去试试威力，因而得令之后，他们的汽车大队在1个时辰之内把部队从120里外的地方拉到曲江南岸，埋伏了下来。<BR><BR>　　3月正是春水上涨之际，曲曲弯弯的江水浩浩荡荡地向东流去。池田所部的2000余人乘坐4艘大船正从曲江上游向后港开来，两岸山景不时引来这些岛国士兵的惊叫。而就在他们忘情山水之时，一种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尖啸声从山间云雾处飞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这些啸叫便变成一声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在水中，在船上，在人群中飞溅开来。“八格牙路”，一个联队长模样的指挥官挥舞着战刀欲组织船上日军反击，但一梭子马克沁姆开花弹扫过，这位指挥官就倒栽着掉进江里不见了踪影。岸上的火力实在太过猛烈，随着4艘大船相继被炸沉，2000多鬼子几乎没作什么反抗便大都当了水鬼，喂王八去了！</DIV> <DIV>池田得报，惊得直望着江水发呆，他不敢再走水路，转而西进礼港，张家山，想从此处过赣江，占樟树镇，以切断赣江两岸中国军队的联系，孰料一到崇祯观，江西保安团的队伍又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池田进退两难，陷在曲水桥一带多日不得动弹。<BR><BR>　　“这些美国货真带劲！”打了这么个漂亮的歼灭战，喜欢表功的李天霞高兴得眉飞色舞，战斗还未结束他就将喜讯报告给了王耀武。<BR><BR>　　旗开得胜，王耀武当然也高兴，但敌人主力大贺茂师团汹汹而至又使他眉宇间多了几分沉重。<BR><BR>　　大贺茂师团的20000部队自3月16日出动后，先击败70军107师宋仲英部于祥符观，继而夺下该师把守的高安城，最后以骑兵追逐该师至田南圩，攻势之锐，几无可挡。<BR><BR>　　上高，74军驻扎的上高，已经成了大贺茂的眼中之景了。<BR><BR>　　此次会战，歼灭日军160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缴获日军军马2800余匹，辎重物资无数，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蒋介石对担任攻击主力的74军甚为满意，特以军委会名义授予74军“飞虎旗”一面，此为国民革命军中最高奖励。<BR><BR>　　3月18日，王耀武将74军的兵力作了如下部署：57师余程万部（施中诚升任74军副军长）以龙王岭、杨公圩、黄蜂岭为前沿阵地，坚守砍头岭、索子山、下漕港等处的主阵地；58师廖龄奇部防守桥头、官桥街、棠铺、黄家铺等一线阵地；51师李天霞部还是以对付锦江南岸的池田独立旅为主要任务，暂时布防于泉港街、钩水岭、石头街一线。<BR><BR>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甘粕重太郎指挥的第33师团虽然攻克了奉新，但连日征战，该部也付出了2500余人的代价，李觉的预9师、第19师及江西保安团的部队，如梦魇一样，时而缠着他们死打，时而高飚远逸，不见踪影，让甘粕重太郎恨得牙痒又无处下口，即将北调的他们实在没有耐心也没有信心来打这场战役。于是，33师团在不理会大贺茂的要求的情况下，于3月19日独自撤回了安义防区。<BR><BR>　　3月19日，34师团的前锋部队首先对杨公圩一带的57师前沿阵地发起了攻击。驻守杨公圩、龙王岭的是57师的补充团，这个补充团系由军校学员组成，虽是初次参战，但情绪高涨。交战一开始，日军以大炮“清障”，随即向山上组织集团冲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跟进，一波接一波地上。看着蝗虫样的日军气喘吁吁地爬上山来，补充团团长方军一声令下，身边的重机枪吼叫着带头开了口，成群的鬼子像日落时的潮水一样哗地退了下去。<BR><BR>　　日军见冲锋受阻，便叫来飞机对龙王岭进行超低空扫射、轰炸，这次日机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威力极大的凝固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片片相连，整个龙王瞬间便被烧成了一个大火山。<BR><BR>　　方军正在杨公圩上指挥作战，见龙王岭上火势连天，他情知不妙，一方面向师部请求援兵，一方面调集轻、重机枪对付向自己这边飞来的敌机。方军是炮科毕业生，他摆弄着一门迫击炮，准备尝试着打 飞机，不料方位尚未调好，敌机已呼啸而至，杨公圩上一下子被炸得昏天黑地，一营长被震死，三营长被炸飞，连排长和士兵就死得更多，满地都是血糊糊的断臂残肢，人头和躯干，光秃秃的树枝上则溅满血污，晃晃荡荡地挂着死者的肠肺。刚才还并肩作战的弟兄，眨眼间竟成了一摊碎肉，方军气得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他扶起倒下的迫击炮，固定炮位，校准角度，目测距离，上弹发炮。“咚”，随着一声“咝”的啸响，一架正朝他飞来的敌机猛地迸出一团火光，一道黑烟，“嗡”地栽进了一口水塘之中！其余敌机见势不妙，赶紧收敛起疯狂，爬高远遁了。<BR><BR>　　敌机刚一飞走，日本步兵又哇哇乱叫着向杨公圩冲来，方军的身边连轻伤员算起能端枪的也不到20人，情势已经万分危急。好在这时57师的援兵赶到，杨公圩方才化险为夷。<BR><BR>　　与此同时，廖龄奇的58师也与34师团的主力激战于官桥街一带。大贺茂的10000多人除部分在58师的正面作战以外，大部分则迂回包抄其两翼的山头，王耀武一看形势严重，速令58师、57师退至泗水一线。<BR><BR>　　至此，罗卓英不得不修正原定的以高安为中心的作战方案，转而将各部向上高作向心收缩。同时，为确保围歼大贺茂这只“孤独的狼”，第九战区急调第72军的新14师、新15师入赣增援。<BR><BR>　　要彻底围住敌34师团的主力，剪除南路池田的威胁十分必要。3月20日，51师向龟缩于曲水桥地区的池田部主动进攻，池田部则据猪头脑等山头负隅顽抗，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之时，70军的王克俊107师忽然出现在猪头脑的后方。日军阵形大乱，当夜摸黑北渡锦江，会合大贺茂去了。<BR><BR>　　形势的突然变化，又一次为第19集团军的合围计划提供了良机。<BR><BR>　　3月21日，罗卓英令新14师、新15师、58师坚守上高城，以实现对大贺茂、池田的四壁包围。<BR><BR>　　钻进罗卓英网中的大贺茂犹作困兽之斗，以期杀开血路，退回巢穴。<BR><BR>　　余程万跳进一处机枪掩体，挽起袖口，替下一名机枪射手，熟练地进行射击。<BR><BR>　　3月22日，大贺茂出动30多架飞机，进攻57师防守的云头山阵地。云头山为上高东北面的最高山峰，它与西北面的白茅山互为犄角，共同构成上高城的天然屏障。</DIV> <DIV>身型瘦小的大贺茂柱着战刀，在一大批军官的簇拥下远远地站在一块高坡地上欣赏着他们飞机的猖狂，连日来的怨气，他在那些战斗机的高低翻飞里得到了渲泻，获得了满足和快感！<BR><BR>　　“雅西！”大贺茂伸出大姆指，得意地叫了起来。<BR><BR>　　57师的指挥所设在一座山洞里，余程万在电话机旁抓着话筒，紧贴着耳朵，吵哑着嗓子不住地吼叫着：“分散隐蔽，分散隐蔽！”“赶快把高射机枪架好，给我打，狠狠地打！”外面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炸得洞里沙石直掉，一股烟尘飘来，呛得余程万咳个不停：“走！到183团去看看！”他对警卫员说。<BR><BR>　　183团的防地在源山庙附近，是57师的最前沿阵地，源山庙早已被日机炸成了一片废墟，原先驻在庙里的一个营指挥所被日机连锅端了，现在的营长是从连长中突击提拨上来的。余程万赶到183团时，敌机的轰炸刚刚停止，大贺茂的步兵正在炮火支援下步步进逼；183团来不及掩埋死去的战友，也来不及运下重伤的兄弟，简单修理一下战壕后投入了战斗。<BR><BR>　　余程万在黄埔军校及陆军大学学习期间，学的都是步兵科，对步兵武器极熟悉，很喜欢。日本人进攻的时候，枪弹在他耳边呼呼地飞，183团王团长一脸焦急地催促着他赶紧转移到后方，余程万具有广东人的吃软不吃硬的个性，犟脾气一下子给惹发了，他索性跳进一处机枪掩体，挽起袖口，替下一名马克沁姆机枪手，伏在地上，熟练地进行射击。重机枪阵地是敌人炮火打击的重点，伤亡特别大，王团长见阻止不了师长，就干脆蹲在师长身边，为余程万充当起填弹手来。<BR><BR>　　师长团长亲自参战，极大地鼓舞了183团官兵，全团上下同仇敌忾，轻伤员不下火线，伙夫、通讯员、担架员也都上阵助战，一时间，子弹雨注似的落在日本人的阵前，倒毙的日本人像晒干鱼似的铺得到处都是，暴怒的大贺茂只得咬牙收兵，另寻突破出口。<BR><BR>　　张灵甫厉声骂道：“明灿，你摸摸你的裤裆，看你的卵子还在不在？”<BR><BR>　　3月23日，大贺茂以步兵第216联队牵制云头山中国守军，而以骑兵第34联队，炮兵34联队及第217、第218两个步兵联队全力向下坡桥、白茅山等中方第58师杀奔而来。<BR><BR>　　双方尚未接阵，日本人的飞机就像野蜂似的首先在58师的阵地来来回回地进行了一番扫射、投弹，但见火光闪处，山石成了齑粉，壕堑成了平地，光秃秃的树干像是蜡烛似的咝咝燃烧着，冒着阵阵青烟。<BR><BR>　　58师已没有一处完整的工事，但轰炸过后，那些士兵像是从土里钻出来似的，眨巴眨巴眼睛，掸掉满身的灰土，整一整军衣军帽，又一个个握枪瞄准着前方的敌人。<BR><BR>　　172团防守的下坡桥是大贺茂进攻的重点，大贺茂的如意算盘是：从下坡桥绕到白茅山的后方，以从正面、侧翼夹攻白茅山。拿下白茅山后，直取上高城，或直接从西面打开缺口，再与从武宁南下的33师团会合北返。<BR><BR>　　这样，下坡桥一带战斗尤为激烈。<BR><BR>　　三次拼杀之后，172团团长明灿的手下连轻伤员在一起也不足200人，他给师部打电话请求退守二线阵地。<BR><BR>　　电话是副师长张灵甫接的，张灵甫最见不得打仗后退的事，一听明灿提这种懦弱的要求，他心头“腾”地升起一股无名之火，厉声骂道：“明灿，你摸摸你的裤裆，看你的卵子还在不在？你是74军的团长，你知道吗？人在阵地在，就是打到最后只剩你一个人，你也要给我打下去！”<BR><BR>　　张灵甫还想说点什么，忽然电话那端“轰”地传来一声巨响，便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BR><BR>　　明灿牺牲之后，下坡桥当即失守，白茅山阵地也随之陷落。<BR><BR>　　形势，又在弹指间发生了逆转。<BR><BR>　　“你们跟我马上夺回白茅山，否则提着脑袋来见我！”王耀武杀气腾腾地对廖龄奇说。<BR><BR>　　3月24日，一大早，张灵甫便带着敢死队，提着清一色的美式汤姆轻机枪，直奔白茅山而来。<BR><BR>　　19集团军总部也派出特务营前来助战。<BR><BR>　　炮火打击过后，张灵甫的敢死队齐声呐喊着冲向敌人的阵前，前者扑地，后者继起，这种阵势，就连大贺茂这个老武士见了也油然生出几分敬意。近了，近了，眼看就要跨上白茅山的前沿阵地了，敢死队员的喊声更响，枪弹更为猛烈，却不料日军阵前忽然冒出几十股乳白色的雾气，顺风飘进了我敢死队的队列里。<BR><BR>　　这是一种霉烂性的芥子气，人体接触后，皮脱肉掉，几个小时之后即会变成一副骨架。张灵甫跟在队伍的后面，见有些战士已倒了下去，他本想下令撤兵，不曾想这时候，风向突变，日军放出的毒气竟一古脑地吹进了他们自己的阵地。<BR><BR>　　日本人阵脚大乱，想抵抗已无还手之力，张灵甫的敢死队意外地夺回了白茅山阵地。<BR><BR>　　3月5日，远在汉口的11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得知第34师团被困的消息后，既恨大贺茂不听劝止，草率行动，又担心第34师团被歼后自己无法交待，遂一边电告大贺茂寻机突围，一边指令第33师团施手援救，并从九江调兵2000人南下解危。<BR><BR>　　九江援兵很快被19集团军拒止在塘埠、丘家街一线，惟有第33师团派出的215联队一路西犯至桥沙、村前圩，并冲开19师的防线，实现了与第34师团会合的企图。<BR><BR><BR>　　但19师又立即封住了缺口，所有日军再一次被困进了棠浦、官桥街这块方圆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地方。<BR><BR>　　3月26日，天降暴雨，大贺茂的飞机、大炮全部失去了作用，中国人则再次紧缩了包围圈。<BR><BR>　　次日，天一放睛，74军的炮火就像长了眼睛似的，在大贺茂的阵地上处处开花。中午时分，第34师团选择中方的一支弱旅——70军的107师阵地向东突围，突围成功之后，大贺茂正想舒一口气，没料想中方第4军从斜剌里杀将出来，又将大贺茂赶进了包围圈，大贺茂仰天长叹，“天亡我也！”<BR><BR>　　大贺助手岩永少将挺身说道：“大贺君，你是师团长官，肩负重大，不如你率轻骑部队冲出重围，我坚守原地，吸引敌军吧！”<BR><BR>　　大贺茂想想也是，便于当夜带着少数随从逃出了中方的罗网，惶惶然回到了南昌。<BR><BR>　　28日，中方各路部队对被困在官桥街的日军展开了最后攻击，岩永切腹自杀，部下大多战死。<BR><BR>　　至此，上高之战取得了完全胜利。此次会战，歼灭日军160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缴获日军军马2800余匹，辎重物资无数，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蒋介石对担任攻击主力的74军甚为满意，特以军委会名义授予74军“飞虎旗”一面，此为国民革命军中最高奖励。</DIV><BR></DIV>]]> 星期二, 03 六月 2008 14:08:55 GMT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4849.html 2008-06-03T14:08:55Z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4838.html <![CDATA[ <DIV>公元前２２１年，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扫平了华夏大地上纷争不已的各诸侯国，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归一……中国从此进入了封建大一统的帝国时代。<BR><BR>　　战国晚期，随着铁制兵器的发展，称雄数百年之久的中原青铜兵器开始逐步走向衰落。但在这个阶段，铜兵器依然是短兵的主力。特别是在秦代，承战国余绪，仍较多使用青铜兵器，并在铜兵器的形制和制作技术方面，继续有所发展。<BR><BR>　　１９７４年春，在陕西骊山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出土了青铜剑、青铜铍、铜戈、铜戟、铜矛、弩机、箭镞、铜殳等大量青铜兵器。战国末年，青铜正在慢慢退出历史，铁，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而兵马俑坑中出土的４万件兵器，几乎全由青铜铸成。难道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的秦军，真的是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吗？<BR><BR>　　战国晚期铁制兵器虽然已经出现，但尚未为列国所广泛使用、金属工艺也未尽成熟；而此刻，中国青铜古兵器的冶炼铸造技术（包括金属工艺）正处于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巅峰。众所周知，高锡青铜兵刃虽坚硬，但劈砍易折断，秦国的兵器工匠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金属工艺问题，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因此，强大的秦军就是凭借这些青铜铸就的金戈铜剑、强弩利矛，灭六国、统一华夏，创造了青铜古兵器最后的强音。陕西西安临潼秦兵马俑１、２、３号坑内，出土青铜兵器达４万余件。兵器数量之多，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湛，保存之完整是前所未有的。从中所反映的秦军武器配备、兵器类别、制造工艺、管理制度等等，是古代兵器史研究难得的实物资料。<BR><BR>　　这批数量庞大的、秦统一中国时代的青铜兵器，堪称我国先秦时代主流冷兵器的缩影与精华。通过对这批兵器的研究与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商周时代青铜兵器的全貌。作为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缩影，它带领我们穿越时间的长河，去感知我们祖先那曾经的过去、那深沉的呼吸和强烈的脉搏……<BR><BR>　　青铜剑时代的最后颠峰——秦剑<BR><BR>　　秦始皇兵马俑一、二号坑所出土的青铜兵器，最让人着迷的——首先要数锋利坚韧的秦青铜长剑。柳叶状剑身的秦剑，又细又长又尖，长度均在８１～９４．８厘米，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的宝剑（长度一般在50～65厘米）。&nbsp;<BR><BR>　　回顾中原铜剑的发展历程，剑身一直在不断地加长。当其初起之时，剑长只有二三十厘米；至春秋战国之际，长度普遍达到５０～６０厘米左右；战国晚期，一些剑超出了７０厘米，最长达７５、７６厘米，秦代，关中秦剑的长度更上新台阶，超过了８０厘米，最长者将近９５厘米。<BR><BR>　　青铜剑在技击格斗中，首要功能是刺杀敌人、穿透对方的铠甲，劈砍、划拉只是辅助功能而居于其次。比对手的剑长出近３０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这很可能是秦剑加长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毕竟是青铜剑，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BR><BR>　　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对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作为是青铜剑铸造工艺的最后巅峰，秦剑的长度、硬度和韧性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攻击性能也因此大大增加。<BR><BR>　　秦式铜剑不仅长，而且很锋利。一些剑出土时毫无锈蚀，光洁如新，锋刃锐利。经试验，一次尚能划透１８层纸。这些剑表面都呈灰黄色，组织细密，没有沙眼。而且剑身表面都进行了精细的锉磨、抛光，故极为平整光亮。<BR><BR>　　秦剑剑身特长，剑茎（柄）也相对很长。秦俑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剑，其剑茎长度多在１７～２０厘米左右。根据秦剑的长度、重量和技击实用功能推测，秦剑多数为双手使用（双手剑在某些时候单手使用亦可）；少数剑茎较短者可能是单手剑。<BR><BR>&nbsp;&nbsp;&nbsp;&nbsp;装长柄的短剑——青铜铍<BR><BR>　　铍是古代著名长兵器之一，它是一种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过去很多出土的铍兵曾被误作短剑。我国最早的古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东汉，许慎&nbsp;著）这样解释铍的概念——“铍者，剑刀装也”。<BR><BR>铍的外形极似短剑，铍之锋和短剑相同，平脊两刃，铍身断面为六边形，形制极像短剑，长约３０～３５厘米，后端为扁形或矩形的茎，用以装柄，一般在茎的近端处开有圆孔，以便穿钉固定在长柄上。后装长约３～３．５米的积竹柄或木柄，是一种极其锐利的刺杀兵器。<BR><BR>　　从文献资料看，铍可能起源于殷周之际，盛行于战国秦汉。铍最早被称为“夷矛”，春秋战国时期名称又演变为镁、铍、钛等，东周时代的宋、吴、秦、赵、燕等国长铍盛行，应用很广。这种兵器古书记载颇多，但可惜长期以来一直无完整实物出土。秦俑坑中出土的铜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BR><BR>　　铜铍和矛的区别，除头的形制不同外，主要是装柄方法不同：矛是将柄纳入矛筒（銎）中，而铍是铍茎插入木柄中，外用绳等捆绑。铍的长柄末端装有铜，铍身还配有保护刃部的鞘。西汉时铁兵器逐渐取代青铜兵器，铍亦改为铁制，西汉中期以后逐渐消失。<BR><BR>　　秦俑坑出土的青铜铍，铍首长度多为３５厘米左右，茎长１２厘米左右，铍之木柄（&nbsp;）多已腐烂残损，铍身刻有“十五年寺工工”之类铭文，茎上刻有“十六”等字。“十五年”为秦始皇纪年，“寺工”是中央主造兵器的官署机构，铍上最后还刻有实际生产的工匠名字。&nbsp;秦俑坑已发现青铜铍１６件，可以订正把过去将铍误视为短剑的错误。根据已发现的铜铍实物，铍全形由铍首、铜组成。有学者认为，<BR><BR>　　铍之（即长柄）有积竹、木柄两类。而铍也有扁茎铜铍和铜铍两种，铜铍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的赵、楚等国。扁茎铜铍主要流行于秦国。<BR><BR>　　辉煌的金戈铜戟、吴钩利矛<BR><BR>　　秦俑坑还出土了珍贵的青铜戈、青铜矛和戈矛组合而成的青铜戟等兵器。这些兵器均保存完好，有的依然保持着青铜的金黄本色，刃口锋利无比、寒气逼人。器身也多刻有“四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丞我、工可”“戟”“寺工”“文”等铭文。<BR><BR>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唐代著名诗人李贺的名句，使得先秦青铜兵器“吴钩”的美名传诵千古、家喻户晓，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吴钩是什么样子的？随着千年的斗转星移、尘封土掩，早已无人知晓它的真貌。近年随着秦兵马俑坑的考古发现，这一千古迷题终于揭晓。<BR><BR>　　吴钩（也称金钩）。出土于秦俑一号坑东端长廊部分。钩体如弯曲的镰刀，分身、柄两部分，一次铸成。钩身齐头，截面作枣核形，对开两刃。柄系实心的椭圆体，通长７１．２厘米，宽２．３～３．３厘米。金钩是春秋时期流行于吴越地区的一种短兵器，故此称之为“吴钩”，是一种仪卫性的兵器。<BR><BR>　　此外，秦俑坑出土的青铜矛也锋利精美，通长１５．４～１７．６厘米左右。不同于吴越青铜矛拥有华丽的曲线和工饰，秦青铜矛线条简约流畅、凝重坚实，表面光洁、制作规整、刃锋锐利，体现出强悍的实战性能。部一般均刻有“寺工”二字。<BR><BR>&nbsp;&nbsp;&nbsp;&nbsp;精准的古代“来福枪”部件——弩机和箭镞<BR><BR>　　两千多年前，在消灭了中原六国之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就成了秦军主要的对手。在秦军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匈奴骑兵乘机南下，侵占了黄河以南大面积的土地。在帝国的都城咸阳，如何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这个问题就摆到了秦始皇面前。当匈奴骑手高速冲锋的时候，传统的步兵武器很难抵挡。从历史记录来看，一种叫弩的远射兵器，很可能在秦军击溃匈奴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BR><BR>　　在兵马俑坑，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的木制部分已经朽烂，但完整的遗迹仍然可以复原当初的秦弩。据此复原的秦弩，有着惊人的力量。&nbsp;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３００米，有效杀伤距离在１５０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BR><BR>　　在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制作的小机械。这些小小的青铜构件就是弩用来发射的扳机。它的设计非常精巧。一号俑坑已出土铜弩机１５８件，无郭，素面。出土时有的仍在弩的残臂上，大多数仅见弩机不见弩臂，铜弩机由望山、悬刀、牙、栓塞等部件组成。机件大小基本相同，只有悬刀的形制和大小略有差异。弩机作为安装于弩臂后端的机械装置，有瞄准与发射双重功用。<BR><BR>一号俑坑出土铜箭镞约４００００余件，除２件铁镞、４件铁铤铜镞外，其余均为铜铤铜镞。铜镞是配合远射程兵器弓弩使用的。铜镞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首呈三棱形，刃首的断面呈三角形，底有九边关。铤为圆形或三棱形。镞通长９．１～１９．１厘米，其中首长２．６～２．８厘米，关长０．４～０．６厘米，挺长１５～１６厘米。镞首与铤接铸一起，铤上缠有麻丝插入苛内。三个棱脊的长度几乎完全相等，显示了工艺的精确和水平的高超<BR><BR>　　秦军的三棱弩弓箭头取消了翼面，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有效地减低了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nbsp;<BR><BR>　　这种古老的箭头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秦弩，连同它配备的弩箭，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它使秦军的攻击力大为加强。公元前２１４年，秦军发动了针对匈奴骑兵的全面战争。仅仅一年的时间，３０万匈奴骑兵就被彻底击溃，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重新回归秦国。<BR><BR>　　对马背上的匈奴骑手而言，弩是最致命的武器。中国兵书经典《武经讲义》中说：弩是对付古代游牧部落袭击最为有效的武器。青铜弩机的设计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对于匈奴人而言，这种机械装置太复杂了，他们很难装配或仿制。持弩的秦骑兵射击的准确程度是匈奴人的弓无法相比的，匈奴人的皮甲也抵挡不住弩箭强大的穿透力。在匈奴骑兵还没冲到眼前时，强劲的秦弩就密集准确地击中了战马和骑手。<BR><BR>　　仪仗之兵——青铜殳<BR><BR>　　秦俑三号坑还出土了３０件青铜殳。“殳”是一种锤击武器，本为先秦时代战车上必备的“五兵”之一。到战国末期，弓弩、戟、矛、戈等成为作战的主要兵器，殳则更多用来作为一种仪卫的兵器，取消了实战用殳前端锐利的锋刃，形制也更趋于简约，称为晋殳。<BR><BR>　　与１９７８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之实战用殳相比（曾侯乙墓出土了７件实战用殳、１４件晋殳。实战用殳上部有三棱刃、下部为带刺的铜球，可刺杀也可砸击；晋殳则无刃，仅有铜套，两种殳兵的杆均为积竹木长柄），秦俑坑出土的殳便是这种晋殳，均为圆筒形，首呈三角锥状，长约１０．５厘米，径２．３～３厘米，深８．９厘米，用以装长木柄。此种殳应为秦始皇卫队的仪仗兵器。<BR><BR>&nbsp;&nbsp;&nbsp;&nbsp;严格的标准化生产制度<BR><BR>　　我国在东周时期，已有严格的标准化生产制度。在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兵器制造工业上，战国晚期的秦国体现得尤其突出。其精密的规范管理章程、责任到人，青铜兵器产品也都具有统一、严整的尺寸与生产质量标准。<BR><BR>　　春秋时期的典籍《礼记·月令》篇（约成书于公元前６２０年前后），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的记载（这段记载另见《吕氏春秋》卷十《孟冬纪》，成书于公元前２４０年前后，由秦王嬴政的相国吕不韦主编），也就是说在生产的产品上刻上工匠或工场名字，并设置了政府中负责质量的官员职位“大工尹”，目的是为了考查质量，如质量不好就要处罚和治罪。<BR><BR>　　如前所述，秦俑坑出土的铍、戈、戟、矛等大量兵器器身都铭刻有制造管理者、工厂和工匠的名字。<BR><BR>　　秦俑坑内出土的青铜剑，剑身的８个棱面游标卡尺测量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１９把完整的青铜剑，剑剑如此。这批青铜剑结构致密，剑身光亮平滑，刃部打磨痕纹理细腻、来去无交错，且全部垂直于剑身中脊线，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２２００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此外，在秦俑坑中发现的多件青铜铍，尽管在制造时间上前后相隔十几年，造型和尺寸竟然能够完全一致，这些都是令人惊叹的。<BR>主要参考文献：&nbsp;<BR><BR>　　1、《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编著，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BR><BR>2、《秦俑秦陵秦始皇》（《文物天地》特刊），载《文物天地》杂志社2002年10月号；<BR><BR>　　3、《秦兵马俑坑》，袁仲一著，文物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版；<BR><BR>　　4、《龙泉霜雪·古剑的历史和传说》，钟少异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一版；<BR><BR>　　5、《中国古兵器论丛》，杨泓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二版；<BR><BR>　　6、《中国古代兵器图集》，成东、钟少异著，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BR><BR>　　7、《复活的军团》（2）《血色青铜》电视考古片解说词，金铁木著，中央电视台2004年2月出品；<BR><BR>　　8、《游访秦始皇帝陵与兵马俑·梦回大秦帝国》，徐卫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BR><BR>　　9、《秦剑之佩带与技击法考》，陈琦平著，载《中华武术》杂志2004年5月号。&nbsp;<BR><BR></DIV>]]> 星期二, 03 六月 2008 14:06:44 GMT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4838.html 2008-06-03T14:06:44Z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3705.html <![CDATA[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IMG alt=韩国宗庙祭祀典礼是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图为去年5月6日，身着朝鲜王朝官服的韩国演员在位于首尔的宗庙内表演。 src="http://img.qihoo.com/qhimg/bbs_img/0_0/1/425/57/25fbc3.jpg" onload="if(this.width>450){this.resize=true;this.width = 450;}"> <BR><SPAN>韩国宗庙祭祀典礼是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图为去年5月6日，身着朝鲜王朝官服的韩国演员在位于首尔的宗庙内表演。</SPAN></DIV> <DIV><SPAN></SPAN>&nbsp;</DIV> <DIV><SPAN> <P><B>继端午、中医等文化纷争后，亚太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的归属又成了中韩争夺的另一战场</B> </P> <P></P> <P>“端午节‘申遗’”的争论似乎还言犹在耳，中韩关于文化遗产新的争夺战又已悄然打响。 </P> <P></P> <P>3月23日，韩联社援引韩国文化遗产厅的说法称，韩国与中国将为建立一个联合国下属的亚太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展开竞争，“韩国在2005年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上宣布，将寻求建立这个中心。今年2月，韩国文化遗产厅向该组织递交了提议。中国政府可能会在下月向UNESCO申请成立”。 </P> <P></P> <P>然而，《国际先驱导报》向负责此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了解到的信息却是，去年10月，中国文化部就已经由中国驻UNESCO代表处向UNESCO递交了书面申请。“口头申请则更早。”该中心主任王文章说：“如果能在中国成立，对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非常重要，这是大家为什么争的原因。” </P> <P></P> <P>中国优势不逊韩国 </P> <P></P> <P>其实，争夺者中还包括日本。“日本已经提出口头申请，但是有没有书面申请我不知道。”王文章说，科学意义上的保护，韩日都比中国早，但是中国保护程度并不亚于对方。 </P> <P></P> <P>“近六七年来，中国已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而且比起日韩，由于中国民族数量众多，历史悠久，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比他们更为丰富。”王文章说，昆曲、古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相继列入UNESCO“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P> <P></P> <P>去年4月，在位于巴黎的UNESCO总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隆重拉开帷幕，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亮相，得到联合国官员的高度评价。UNESCO文化助理总干事里维耶尔当时就说，“中国保护的成绩应该在全世界内推广”。 一个月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成功举行，全世界110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亮相。王文章说，像这样的国际交流从2002年开始从未间断，这也是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 </P> <P></P> <P>当然，与中国相比，韩国也有一定优势。“韩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技术非常完备，立法保护也比中国先行一步，至今，中国全国人大还没有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王文章说。 </P> <P></P> <P>9月会有初步结果 </P> <P></P> <P>不管谁的优势大，在今年9月UNESCO秋季大会上将有一个初步结果。“与会代表将讨论谁更能承担这个职能。”王文章说，明年9月将正式公布结果，但目前很可能已经有了一个折中方案。“在中韩两国各设立一个，承担不同的责任，也有可能在日本再设一个。去年5月，里维耶尔女士来中国考察时，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P>&nbsp;&nbsp; <P>王文章进一步解释说，“这么设想，主要是考虑到中韩两国申请都很有积极性，体现一种保护和承担责任的热情。”届时，中国将承担培训的职能，而韩国主要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搜集保存。 </P> <P></P> <P>在谈到“培训”的具体职能时，王文章说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包括邀请中国、亚太、UNESCO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专家对亚太地区内从事保护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同时也在中国高等院校加强人才培养，以及举办相关学术活动，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等。” </P> <P></P> <P>合作保护比竞争重要 </P> <P></P> <P>能否完成这样的使命，还需要经过严格考察。今年4月底，UNESCO将派一个考察组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他们主要看我们有没有实力履行申请书上的承诺，包括人才储备，经费，办公设备等等。”王文章说他完全有信心。“中国艺术研究院有700多名专家，其中，副研究员以上有300多人，资金问题国家会完全投资。”身兼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的王文章说。 </P> <P></P> <P>谈到与韩国的竞争，在王文章看来并不存在。“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民族和国家，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大家一起要承担责任保护是件好事。” </P> <P></P> <P>此前，有关“端午节和中医”被韩国抢先申报的事情曾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对此，王文章觉得是大家不了解情况。“韩国在申报中已经说明是在中国传过去的，而且中国文化一心要走向国际，不就是传播与弘扬吗？韩国只是进行了很多演变，有了另外的面貌而已。”</P>&nbsp;&nbsp; </SPAN></DIV>]]> 星期二, 03 六月 2008 10:41:54 GMT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3705.html 2008-06-03T10:41:54Z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3698.html <![CDATA[ <DIV> <P>《拾遗记》卷四一记载道：“有宛渠之民，乘螺旋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论波舟’。其国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始皇与之语及天地衫开之时，了如亲睹”。他们还掌握着惊人的高效能源，若用于夜间照明，只需“状如粟”的一粒，便能“辉映一堂”。倘丢于小河溪之中，则“沸沫流于数十里”。这些“宛渠之民”究竟是何许人？秦始皇认为：“此神人也”。那么，天地间真有神人吗？古往今来，众多的学者对这一记载百思不得其解。 </P> <P></P> <P>近年来，有不少学者用外星来客的观点对这一记载进行了解释： 一群具有高度文明的外星人很早就来到地球并安下基地，称为宛渠国，对地球进行科学考察。这群外星人活动于占地表面积2/3的海洋中，用“形似螺”的“论波舟”作交通工具。这种交通工具水陆两用，日行万里。这就是今天所说的飞碟（UFO）。这些人“两目如电，耳出于项间，颜如童稚”。他们注意观察人类世界，一有新的动向，哪怕“去10万里”也要“奔而往视之”。他们对洪荒时代的地球“了如亲睹”，对“少典之子采首山之铜，铸为大鼎”之类事情甚为关心，曾赶到现场考察，结果看见“三鼎已成”。他们对中国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生产的重大成果，也都一一“走而往视”。万里长城上也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身影。 </P> <P></P> <P>外星人光临地球的传说，中外都有记载。而《拾遗记》尤为独特，记载了外星人与当时地球上称雄一方的秦始皇进行友好接触的情况，留下了比较古老的原始记录。有些学者对这种解释提出异议，表示难以接受。目前，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解释尚无定论。秦始皇接见的是谁呢？这个问题已成为一个学术界的谜。 </P> <P></P> <P>长城是外星人叫秦始皇建的，一方面名义上是防止匈奴入侵，一方面在实质上和狮身人面像组成风水布局。 </P> <P></P> <P>春秋五霸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举击败了吴王夫差，演出了历史上春秋争霸的最后一幕。岁月的流逝，使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静静沉睡在历史的长卷里，忙忙碌碌的后人几乎把它遗忘了。 </P> <P></P> <P>然而，一支考古队在挖掘春秋古墓时，却意外发现了一把沾满泥土的长剑。当考古队员轻轻拭去剑上泥土的时候，剑身上一行古篆——“越王勾践自用剑”跃人人们眼帘。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立即轰动了全国，但是，更加轰动的消息却来自对古剑的科学研究报告。最先引起研究人员注意的是：这柄古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为什么没有生锈呢？为什么依然寒光四射、锋利无比呢？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的原因在于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大家知道，铬是一种极耐腐蚀的稀有金属，地球岩中含铬量很低，提取十分不易。再者，铬还是一种耐高温的金属，它的熔点大约在4000℃，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才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在2000多年以前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将这种金属镀到剑上去的呢？ </P> <P></P> <P>事实上，铬盐氧化处理的方法在中国古代早已十分普遍。1994年3月1日，举世闻名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正式开始挖掘。在二号涌坑内人们发现一批青铜剑，长度为86厘米，剑身上共有八个校面，考古学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这八个棱面的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19把青铜剑，剑剑如此。这批青铜剑内部组织致密，剑身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纹理来去无交错，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且所有的剑上都被镀上了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在清理一号坑的第一过洞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150千克的陶涌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态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藏里，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滑稽呢？ </P>&nbsp;&nbsp; <P>谁能想象，本世纪50年代的科学发明，竟然会出现在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又有谁能想象，秦始皇的士兵手里挥舞的长剑，竟然是现代科学尚未发明的杰作？我们怎么能完全相信现代所谓的科学结论呢？那么反过来说，秦始皇的铸剑技术是谁人传授的呢？秦始皇时可以使用铬盐氧化处理法、发明形态记忆合金，为什么鲁班就不能发明机器人马车呢？关键在于，假如以上的事实是真实的话（至少铬盐氧化处理不是假的），那么我们就会问：他们的技术渊源是什么呢？ </P> <P></P> <P>结合《拾遗记》所说的，有可能是外星人给他们造的剑，你还认为我是“想象力丰富”吗？这是逻辑，铬盐氧化处理法、形态记忆合金，铁证如山，若用S的外星人说法来解释足够的合情合理。</P></DIV>]]> 星期二, 03 六月 2008 10:40:07 GMT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3698.html 2008-06-03T10:40:07Z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3688.html <![CDATA[ <DIV> <P>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进一步“围剿”红军，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强化军事力量，于1933年7月18日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轮流调集军官，施以反动的政治、军事训练。其主要课程有《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战时政治工作》等。并灌输“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教育。该团还从事收买、分化地方军阀军官的工作。聘请了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为指导，并请意大利、美国的军事人员做教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共训练军官2.5万余人。 </P> <P></P> <P>这天，蒋介石在庐山同几位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一起聊天。其中有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建绪。刘乃湖南醴陵县人，1892年生，字恢先。一直参与“围剿”红军。时刘问蒋介石：“委员长百年之后，谁能代替你？” </P> <P></P> <P>蒋介石答：“能代替我的人已被我枪毙了。”当时在座的都知道指的是邓演达。但蒋介石很快又补充一句：“不，能代替我的人还有一个活着的。”蒋氏虽然没有指明活着的人是谁，但在座的人都意会蒋氏之语指的是毛泽东。 </P> <P></P> <P>想来，蒋介石或已预感他将败于毛泽东之手。 </P> <P></P> <P>后来，刘建绪把他在庐山听到的蒋介石的谈话讲给了侄婿张之毅。张之毅也是湖南人，1948年为国民党福建省研究院社科所的研究员，解放后为北大教授。 </P> <P></P> <P>为使读者明了，笔者于此介绍一下邓演达的情况。 </P> <P></P> <P>邓演达于1895年出生在广东归善(今惠阳)。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0年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率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后负责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的警卫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1925年因受排挤曾一度去欧洲。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湖北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农民部部长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出走苏联，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宣言，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后流亡欧洲各国。1930年回国后，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任总干事，积极进行反蒋斗争。1931年8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在狱中拒绝放弃政治主张。同年11月在南京被秘密杀害。</P></DIV>]]> 星期二, 03 六月 2008 10:38:42 GMT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3688.html 2008-06-03T10:38:42Z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3670.html <![CDATA[ <DIV> <P>1979年初，邓小平出访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在这极富深远历史意义的8天时间里，邓小平除了同美国总统卡特等正式会晤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事活动。这其中，最耐人寻味、感人泪下的无疑是邓小平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之前妻海伦·福斯特的会见。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意外地收到了一封42年前毛泽东写给自己的亲笔信。 </P> <P></P> <P>在华盛顿庆祝中美建交的盛大招待会上，两鬓斑白的海伦在美国外交官员的引导下，来到了邓小平面前。海伦上前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无限感慨地说：“你好难找啊！” </P> <P></P> <P>邓小平热情地握住海伦的手，亲切地问道：“你就是斯诺夫人？” </P> <P></P> <P>“是的。” </P> <P></P> <P>“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啊！我听说过的，听说过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才见面。” </P> <P></P> <P>“是啊，是啊！”海伦边说着，边拿出一封42年前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邓小平。 </P> <P></P> <P>邓小平捧着这份特殊的信件，仔细阅读了几遍，惊讶之情虽没有更多表现于他素有的沉着的神态上，但细心的人会多少察觉到他内心也正掀起波澜。 </P> <P></P> <P>这封迟到42年的信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在1931年8月，带着当大作家梦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上海的海伦，与先她几年来到中国的斯诺一见钟情，并于年底成婚。1936年6月，斯诺只身秘密到达陕北，对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和陕甘宁边区进行4个月的采访，采写到中共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并激情高涨地整理成书。受其感染，妻子海伦也于这年10月初抵达西安，决计赴陕北采访，但因国民党宪兵加强对西安到延安交通的严密封锁，海伦未能如愿，只能沮丧地返回北京等待斯诺的归来。不过，她未虚此行。就在10月3日，张学良将军会见了她与几位中国记者并发表谈话。事后，只有海伦及时如实地报道了张学良的主张。 </P> <P></P> <P>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不久就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4月23日，斯诺夫妇希望能够采访报道国共合作新形势下的共产党和红军，由于斯诺正在全力以赴撰写《红星照耀中国》而脱不开身，海伦决定代替他赴陕北采访，希望能圆自己前往红区采访的梦。但西安事变后的西安，戒备比什么时期都要严格。更何况去年斯诺秘密前往红区采访和海伦发出的关于张学良的报道，已使西安当局对任何一位如斯诺那样的人都采取不欢迎态度。这样，海伦一进入西安，就受到7个警察的严密“保护”。 </P> <P></P> <P>但天无绝人之路，不久，海伦在仍留驻在西安的12位外国人中，结识了一名叫坎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海伦才得以在深夜冒险混出西安招待所，乘车顺利出城抵达西北军驻地三原，然后由彭德怀派人接到红军的前线所在地――云阳镇。5月初，海伦终于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延安开会。因此，海伦有幸见到了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P> <P>在斯诺离开陕北后，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海伦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采访了朱德。于是，对人民军队总司令的采访和描述后来也编入了《红星照耀中国》，使这部历史性巨著更加完整了。但令海伦遗憾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她一直未能与任弼时和邓小平谋面，而此时的任弼时和邓小平已率部队前往云阳前线。所以，在延安的海伦得知消息后，拿出了西方记者那特有的钻劲找到了毛泽东，要求让她随红军部队赴前线采访，并给予帮助。 </P> <P></P> <P>起初，毛泽东担心她适应不了前线的艰苦生活，多少有些顾虑。但是，海伦却信心十足地说：“我目睹和采访过1932年的上海之战，我还冒险冲出过西安城。” </P> <P></P> <P>毛泽东听后顾虑顿消，爽快地说：“那好吧，我为你写封信。”接着，便当场提起笔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信给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副主任邓小平： </P> <P></P> <P>弼时、小平同志： </P> <P>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P> <P>致礼！ </P> <P></P> <P>然而，当海伦拿着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件风尘仆仆地赶往云阳时，任弼时和邓小平已在几小时前率部队出发了。海伦只好慨叹道：“难找！”随后，她小心地把这封信收藏起来。这样，海伦一直没能见到任弼时和邓小平。海伦回到北平后不久，斯诺就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 </P> <P></P> <P>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陷入了长达20年的对抗，坚冰一时难破，邓小平也两度沉浮，命运多舛，而任弼时也早在1950年因脑出血告别人世。但坚强自信的海伦并未因此灰心，她犹如当初坚信中国共产党的追求与发展方向一样，始终充满信心地等待着中美关系改善的这一天，因而她小心翼翼地珍藏着这封毛泽东写给邓小平的亲笔信。1979年初，当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海伦终于如愿以偿了。她当面将这封珍贵的也是迟到了42年的信，交到了收信人――邓小平的手上。 </P></DIV>]]> 星期二, 03 六月 2008 10:36:41 GMT http://blog.china.com/u/080113/112549/200806/2743670.html 2008-06-03T10:36:41Z